家教的力量：民国这些母亲，大字不识，却用母爱滋养出一代大师！

“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多，因为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这是蔡元培《传略》里的一段话。

1879年，即蔡元培11岁时，父亲蔡光普因病去世。

面对家庭的不幸，蔡元培的母亲周氏谢绝了亲戚朋友的资助，以一人之力撑起全家。

母亲周氏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很有气节，为人处世处处得体。她宁愿典押衣物，勤劳节俭，也不接受别人的施舍，自己尽全力抚养诸子，亦言传，亦身教，以身作则教会他们勤勉节俭和慎言慎行。

每当夜幕降临，母亲就点起油灯，让蔡元培和两个哥哥围桌而坐，开始夜课，她则坐在一旁，监督孩子们认真学习。

夜课时间一过，周氏便督促孩子们睡觉，清晨又叫他们起床：“快起来了，晚睡不如早起。”几十年后，蔡元培回忆少年生活，仍觉得母亲的教育让他受益匪浅，“晚睡不如早起”的生活习惯也陪伴了他一生。

为了节省开支，周氏自己给蔡元培理发，还用理发时间了解孩子的思想品行情况。周氏的教育方法很得当，表扬成绩，也指出不足，对待他们的错误从不打骂，凡事跟孩子讲道理。

这样的教育方式影响了蔡元培的一生，他在其著作《中国人的修养》中指出，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健全的人格修养。

蔡元培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健全人格的人，他用他的君子风度，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1884年，17岁的蔡元培考取了秀才，遗憾的是，母亲最终没能看到他后来所取得的更大成绩，他18岁那年，母亲病故。

母亲虽然离开了，但她的教诲和精神却永远勉励着蔡元培前行。

维新变法失败后，蔡元培认为：“欲变新的国家，必须有新的国民。”

如何有新的国民？唯有新的教育。

1916年底，蔡元培应邀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北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当时，北大涌现出了一批精英、大师，学校也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中心、五四运动策源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不管在精神上、文化上，还是在政治格局上，都深深影响了国家的发展脉络。

如今，北大已经走过了120年，但还有人说，北大之所以成为今天的北大，都是因为一个人，蔡元培。

晚年，蔡元培旅居香港时改从母姓，取名周子余，以示对母亲的怀念。

1917年，蔡元培开始对北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教育改良，聘请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徐悲鸿等到北大讲学、任教。

那年，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其时胡适并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蔡元培为了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帮其伪造学历。

后来，胡适一生中拿到了35个博士学位，成为20世纪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学者之一。

胡适69岁照片

胡适说，他这一生能有所成，离不开母亲冯顺弟对他的栽培。

1889年，年仅17岁的冯顺弟嫁给了47岁的胡传，婚后两年，冯顺弟生下一子，取名嗣穈，一家人生活幸福美满。可好景不长，不久后，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带病在战乱中奔走的胡传客死他乡。

23岁的冯顺弟从此守寡，一个人挑起家庭的重担，将那时年仅四岁的胡适抚养成人，其中的艰难困苦“非外人所能喻”。

胡适的父母胡传和冯顺弟

“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渺小而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儿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23年。”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

父亲去世后，后妈冯顺弟经常受哥哥嫂嫂们的气，但她从不埋怨。

胡传与前妻育有三子，大儿子是个“瘾君子”，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胡传在世时曾拿剑砍他，冯顺弟跪着哀求：“饶了他吧，不然他人会说我这个后娘不容。”

父亲去世后，大哥更为所欲为，年除夕家里坐满了追债的客人，他就躲债去了。母亲冯顺弟则镇定料理，给每人一点钱打发他们走，大哥这才敢回家，可母亲也不打骂，一点怒气也没有。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胡适后来说。

冯顺弟不仅教了胡适好脾气，还教会了胡适许多为人处世之道。

有一次胡适说话得罪了亲戚，母亲知道后罚他跪地，不让他上床睡觉。胡适跪地而哭，用手擦眼泪，感染了细菌得了眼疾，久久不能治愈。冯顺弟听人说，用舌头去舔眼睛可以治好，竟真的用舌头去舔他的眼翳。

“这就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胡适回忆母亲时感慨落泪。

冯顺弟一直不忘丈夫生前的遗嘱：“穈儿天资颇聪颖，应令他读书。”

胡适三岁时，冯顺弟就把他送到私塾。为了让老师多教导儿子，她总是比别人家多交私塾费用。

她培养了胡适从小爱读书的习惯，胡适常常第一个到学校读书，放学大家都走了，他还留在教室看书；跟着母亲去割稻子，胡适却坐在树荫下看白话文小说。这些，母亲从不责备他。

正因为胡适早年看过很多白话文小说，后来才成为白话文的倡导者、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胡适在照片旁批道“没有戴眼镜，使我感觉这像上有我母亲的神气”

胡适成绩超群，私塾老师怕耽误他，就建议他外出求学。

当时冯顺弟没有掌握家里的财权，只能苦苦央求胡适的几位哥哥，让小弟进城求学。

十二岁那年，胡适离开家乡去上海求学，母亲为他做了一只枕套，上面绣了一句话：“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后来，为了挣钱赡养母亲，胡适辍学教小学。他听说考取留美官费生能得不少补贴，便写信征求母亲意见。

母亲欣然答应，回信告诉他，他能出洋留学，家里就能恢复声望，当以学业为重，其他尽管置之度外。

留美期间，母亲给胡适订了一门亲事。胡适学成归来，应蔡元培之邀赴北大任教，遵从母命，娶了小脚太太江东秀。

胡适与江东秀

其实，胡适留学期间结识了“红颜知己”韦莲司，结婚前他写信告诉她：“我对母亲的恩情深感愧疚，不想再违背母亲的意愿了。”

婚后第二年，儿媳怀孕的消息传来，母亲冯顺弟以为终于完成了使命，可以抱孙子了，然而不料却因常年过度操劳而轰然病逝，享年仅46岁。

胡适的一生，行而有义、宽厚待人，不盲从也不虚荣，不降志也不辱身。晚年他回到台北后，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溘然长逝时，从台北到南港，家家烧香、户户路祭，十万民众为他沿路送殡。

而对一代大师胡适影响最深的女人，却是她的母亲冯顺弟，一个农家妇女，用她的慈爱，给了胡适最好的人生启蒙。

1948年的最后一天，南京，秦淮河，胡适和傅斯年望着雨雾缭绕的江面，情不自禁地吟诵陶渊明的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师徒二人感时伤世，双双潸然泪下。

傅斯年，五四运动的总指挥，胡适最得意的弟子，师父称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一身兼有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傅斯年和胡适

跟师父胡适一样，傅斯年也在单亲家庭中长大，也是一位出了名的大孝子。

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他九岁那年，在外地教书的父亲傅旭安突染重疾死于书院，年仅39岁。

父亲去世后，一门生活全靠傅斯年的母亲李太夫人操持。幸赖父亲傅旭安的众多门生，聚资生息供李太夫人一家生计之用。

傅斯年6岁时，母亲就送他去上私塾，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在家由祖父讲课。母亲李太夫人对傅斯年严格要求，加上傅天资聪慧，11岁就读通了《十三经》。

傅斯年十几岁时就到北大求学，他本是黄侃的弟子，偶然去旁听了胡适的课，被胡适圈粉，从此与胡适成为毕生师徒和挚友。

傅斯年32岁那年留学归来，应中山大学之聘，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并任所长，在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傅斯年是第一功臣。

傅斯年和蒋介石

此后数年，他一直工作在学界，掌管过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以及台湾大学的校政，培养出了大批优秀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傅斯年在教育界、学术界呼风唤雨，威望极高，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在家里却是“侍母至孝，唯母是瞻”。

母亲爱吃肥肉，但体胖，高血压，不宜多吃。夫人俞大彩为婆婆健康着想，不敢多给。有次母亲为此不高兴了，傅斯年就长跪不起，苦劝老太太平息怒火。

事后，傅斯又安抚夫人：“母亲患有高血压症，要控制她的情绪。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几十载，将我兄弟二人抚育成才，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傅斯年母亲李叔音

晚年俞大彩曾回忆说：孟真（傅斯年字）侍母至孝，对子侄辈，也无不爱护备至。

抗战爆发后，傅斯年千方百计将母亲不断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可是为躲避战火，长年奔走劳累，他和母亲皆身体抱恙。

岳南在《北渡南归》中提到，傅斯年每言及老母逃难事，总怀歉疚之情：“老母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

1941年春，傅斯年一病不起，远在美国的胡适专门致函表达关切之情。

胡适的关怀给予了傅斯年精神上的慰藉，使他增加了同病魔抗争的勇气。几个月后，傅斯年终于出院。可他没想到的是，他出院了，母亲此时却死在了医院。

傅母去世时，傅斯年手头拮据，只好卖了好几箱他珍爱的书籍，买了一口好棺材。为了防止敌机轰炸和日后破坏，他又将母亲“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欲移不可。”

1950年冬，傅斯年在一次质询讲话中心脏病突发，溘然长逝。蒋介石送挽匾“国失师表”。

与师父胡适一样，傅斯年是中西知识分子之典范，其人格是中西文化精华之结晶。他是仁师，是学者，亦是仁者。

仁者本孝，仁者首孝，傅斯年也。

1930年，年仅35岁的钱穆写完成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时间轰动学界，被陈寅恪誉为“王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

在顾颉刚的推荐下，只有中学文凭的钱穆被破格进入燕京大学任讲师。次年，顾颉刚又引荐他拜访胡适。几个月后，钱穆还真得到了北大聘书，胡适还将自己所藏的古籍孤本借给钱穆看。

傅斯年见师父如此推崇钱穆，自然也不怠慢，请他到中研院工作。彼时的傅斯年和钱穆还未交恶，还视钱穆为“同志”，每次接待贵宾还把钱穆带上，并且逢人就说：隆重介绍一下，这就是写出《刘向歆父子年谱》的钱穆。

钱穆虽然与傅斯年同龄，但两人前半生走过的路却大为不同。

钱穆家境贫寒，怎料12岁那年，父亲钱承沛病逝，家庭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父亲去世后，亲戚劝钱穆的母亲依照惯例，到义庄（当地慈善机构）领取抚恤金。母亲颇有志气，起初拒绝了，亲戚又多次劝她，她对钱穆的哥哥哭着说：“汝兄弟闻所言否？幸能立志早谋自立。”

后来，哥哥师范毕业，在乡间任教，家里才不用去义庄领取抚恤金。

钱穆对母亲感情深厚，他说，我之性情，得益于母亲。

母亲蔡氏是无锡人，标准的贤妻良母。她家教严格，但教育不疾言厉色。有一次，钱穆做家务时打翻了粥盘，母亲非但没有骂他，反而关切地问有没有被烫到。

母亲对人从不褒贬，只是把别人的故事说给兄弟俩听，让他们自己判断好坏，并告知家居礼节，作为子女交际应酬准绳。左邻右舍都夸钱家兄弟有礼貌、品行好。

父亲去世的早，母亲经常给兄弟两讲父亲生前的故事，告诉他们父亲的为人和秉性，让他们感觉到父爱。“先父之灵，如在我前，如在我左右。”

钱穆上完中学就不得不退学了，他的学问几乎靠自学得来。后来他在苏州教书，由于学问精深，誉满乡梓。

钱穆对母亲的感情非同一般，对母亲的孝顺也持礼重孝，恪守古礼，尽心竭力。钱穆对母亲的人格有着由衷的敬佩。他在书里写道：“八十年来，非先母之精神护持，有乌得有今日……亦何以报先父先母于地下？悠悠苍天，我悲何极。”

母亲晚年，钱穆专门在家闭户不出，伺候、陪伴母亲。

国学大师钱穆一生桃李满天下，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去世后，家人整理他的文稿著作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共54册，超过一千六百万言。

直到九十岁高龄，钱穆先生仍在素云楼撰写《怀念我的母亲》，以纪念母亲诞辰121周年。

辛亥年夏，钱穆十七岁，得了伤寒病，误用了药，几乎不救。母亲住在七房桥五世同堂第二大厅的“素云宅”，朝夕不离陪伴在儿子身边，熬汤换药，陪睡暖身，前后七七四十九天，钱穆终于痊愈。

后来，钱穆便将自己在台湾的住宅取名“素云楼”，以纪念母亲的养护之恩。

1922年8月，郁达夫在《创造季刊》上发表了《夕阳楼日记》，摘一本译著的错误来批评翻译界的粗制滥译，刚刚崭露头角的他把矛头指向了新文化运动和彼时已经声名大噪的胡适。

也由此，郁达夫、郭沫若的创造社开始了和胡适之间长达一年的文化骂战，他们甚至将胡适比作“粪蛆”。

胡适为人毕竟胸怀宽厚，他出差上海，主动到创造社拜访郁达夫，言辞诚恳地说：“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之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绝无丝毫‘忌刻’之念。”可谓不打不相识，此后他们不计前嫌，彼此成了朋友。

郁达夫和郭沫若

郁达夫，中国现代作家，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沈从文评价郁达夫说，他的名字，成为一切年青人最熟悉的名字，人人皆可以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

1896年，郁达夫出生在浙江富阳，也就是黄公望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描绘的地方。今天，富阳人民还以各种方式纪念、缅怀郁达夫，他和母亲的故事，至今为人所钦佩。

郁达夫出生后的第二年父亲去世，家中光景直转急下。父亲死后，一家全靠贤能的母亲艰辛地维持着。为了生存，郁达夫唯一的姐姐只能送给乡下人家做童养媳。

在如此贫困的情况下，母亲却坚持让三个孩子上学读书，而且上的还是高等学府，郁达夫和大哥甚至到日本留学。为此，母亲不得不把家产抵押出去，举债度日。

母亲陆氏不识字，也没有名字，丈夫去世后，她在街头开了一个小摊，白天经营小本买卖，晚上做针线活，有时她连年夜饭都顾不上，因为她要去还旧债，借新钱。

当时亲戚们都劝陆氏这样做不值，但她坚持说，我家无财产可守，不让他们外出念书学知识，只会在富阳的街上数石板，怎么对得起祖宗？

母亲的坚强与执着，成就了三个优秀的儿子。

郁达夫、郁曼陀、郁养吾三兄弟

郁达夫没有让母亲失望，他十二岁那年，成绩优秀，得以跳班升级。为此他特别想要一双皮鞋作为奖赏，母亲跑遍街上的鞋店，求情赊一双皮鞋，但都被拒绝了。

她回到家，翻箱倒柜挑了一些值钱的衣服，准备拿去当。郁达夫看见后，拉住母亲含泪恳求：“我不要皮鞋了，您买来我也不穿。”母亲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愧疚和痛苦，伤心大哭。

也许是这件事给郁达夫的记忆太深，成名后他极少穿皮鞋，几乎都是长衫配布鞋。

1910年，郁达夫高小毕业，母亲决定让他去杭州上学，她尽了最大努力，仅仅凑够了郁达夫半年的学费。临行前她把郁达夫送到大门口，只说了句一路走好就回到屋里。她觉得出门要图吉利，不能让孩子看到自己流泪。

船缓缓驶离码头，富阳慢慢消失在郁达夫的视线里，他传奇而悲壮的一生，就此展开。

与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相比，郁达夫在抗战中的功绩却不为大众熟知。实际上，这位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作家，更像是一名英勇战士。

来到外地求学，性格内向的郁达夫突然变得活跃了。积极参加学潮，讨论国事，反抗学校的奴化教育，也奠定了他一生追求先进、自由的思想基础。

19岁那年，郁达夫来到日本神户求学，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为纪念郁达夫，1998年，日本友人在名古屋大学建立起了郁达夫文学碑——他曾在这所学校里，写下小说《沉沦》。

虽然身在异乡，郁达夫心里却时刻牵挂家乡的老母。1920年，他答应母亲的要求，从日本回到富阳，与一位知书达理的女孩孙荃结婚。郁达夫说，这门婚姻，是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

后来，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集《沉沦》出版并引起轰动后，郁达夫又与鲁迅、郭沫若等人在上海创办文学社，积极为文化和革命呐喊。

郁达夫和原配夫人孙荃

事业上的成就，没有淡化郁达夫对母亲的思念。郁达夫从上海回到浙江富阳，为母亲拜70大寿。可他没想到的是，母子俩的这次相聚，竟是诀别。

1935年，为了掀起福州人民群众抗日的热情，郁达夫在报纸上开了抗日专栏，高亢的语言震动了福州文坛。很多热血青年慕名来拜访他，让他题词，他写下：我们这一代人，应该为救国而牺牲。

1937年冬，日本占领了富阳。日本兵住进了郁达夫的老家不走，命令母亲为他们洗衣做饭。老人家很有骨气，坚决不肯招待侵略者。夜里，母亲冒着风雪躲到山洞里，饥寒交迫亦不肯出来，誓死不做亡国奴。抗争了六个日夜之后，老太太在山洞里殉难。

不久后，上海沦为孤岛，郁达夫的哥哥、时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的郁曼陀，刚正不阿，严惩民族败类，营救爱国志士，1939年11月，遭日伪军特务暗杀，以身殉国。

失去忠贞刚烈的母亲和兄长，郁达夫悲痛欲绝。他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在母亲的灵堂写下“无母可依，此仇必报”。

后来，郁达夫到新加坡，担任当时新加坡最大中文报纸主笔的同时，他还要四处奔走为抗日筹集资金。几年间，他为抗日宣发写的文章超过100万字，有呼吁爱国，有分析形势，有号召支援抗日。

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去往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但没过多久，印尼也沦陷了。他因为被发现会日语，被迫答应做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官，很多人还以为他做了汉奸，但其实他是为了利用职务便利，偷偷解救抗日爱国人士。

1945年8月29日，一代文学巨匠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在丛林深处中，年仅49岁。

坚强的母亲，养育了英勇的儿子。